四把椅子劇團《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》劇照。（圖片提供 / 四把椅子劇團）
易卜生（Henrik Johan Ibsen，1828~1906）─ 挪威名劇作家，被稱為「現代戲劇之父」，在他的寫作生涯中，可被歸類為三大時期。早期的作品多採用挪威古代傳奇、歌謠及歷史改編，是富有民族色彩的浪漫主義風格，如《凱替萊恩》與《英格夫人》等作品。

約在1869年後，巴黎公社革命在歐洲引發社會矛盾，當時巴黎無產階級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下，為了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並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，進行了一場武裝革命，這場革命建立了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，但僅維持兩個月，爾後遭鎮壓而宣告失敗。此事件讓易卜生的創作進入了中期，易卜生對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制度有了更深的體悟，讓原本以書寫中世紀浪漫主義風格的他，轉向關注當前現實生活，用他的創作去描寫他所看到的社會樣貌。

那時的易卜生，書寫出震撼歐洲的作品─《玩偶之家》（A Doll's House，譯自挪威文Et dukkehjem），對於歐洲人而言，劇中的女主角諾拉拋下家庭的作法是十分可恥的，甚至在德國首演時，飾演女主角諾拉（Nora Helmer）的女演員 Hedwig Niemann-Raabe，一開始是拒絕演出易卜生所撰寫的《玩偶之家》，她表示：「一個女人可以拋棄她的家庭，但她永遠都不會拋棄她的孩子們。」因此，易卜生得作出修改，讓諾拉回到房間與她的們孩子同在，但由於德國觀眾部分已得知原版的故事，為此向劇院抗議要劇院將結局改回故有的版本，最後才得以演出原先的版本。藉此事件也得知，易卜生的創作剖析社會問題，揭露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，這樣的「社會問題劇」（the problem play）讓保守的人們恐懼，但同時也開創了新的視野。易卜生晚期的創作，不像中期那樣熱情、犀利，更多的是冷峻、深邃，轉向心理描寫和精神分析，也有悲觀情緒和象徵主義的色彩，這當中的作品有《野鴨》、《建築大師》等。

現代戲劇之父─易卜生（Henrik Johan Ibsen）。（網路資料）

《群鬼》（Ghosts）也是易卜生所創作的「社會問題劇」，主要體現角色在現實社會中經歷的兩難境地，而易卜生戲劇中更突顯了人物們的道德困境。在1881年首次出版時，《群鬼》因選材大膽，對性病的直接描繪而遭受大量的抨擊。但卻在1883年的首演時，造成世界性的轟動，在1885年的《皇后報》中，甚至有這樣一段文字：「《群鬼》充滿了赤裸裸的噁心事……叛逆性的暗示和褻瀆神明……是撒旦惡魔的詩歌……最惡名昭著的劇本」，這樣強烈的控訴也意味著當時封閉保守的社會價值，仍無法接受那些明擺在眼前卻不願正視、公開討論的問題。《群鬼》劃時代的寓言，成為戲劇界直到現今無法被取代、經典中的經典。

焦點拉回現今臺灣，劇作家簡莉穎將《群鬼》改寫為《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》，臺灣早期為了讓外國劇本能夠貼近臺灣生活，往往會做出一些在地化的語彙調整，雖然不乏有成功的作品，但普遍仍存在著文化風情與社會現實情境不同，而與臺灣觀眾產生斷裂感。

簡莉穎現在對於西方劇本的改寫，不單只是將原有的劇本在名詞、情境、台詞詞彙上做在地化的調整，而是將原作當時的問題意識、議題核心，以及所處的社會狀態，提煉而出，並加以作用在反問現今臺灣社會是否能有相呼應的事件，重新審視那些經典劇作，並且寫出符合臺灣文化性的新作品，不僅僅只是改編，更是時代與時代的對話與致敬，也讓觀眾能與演出有所共鳴，並更加認識外國戲劇經典。

在2017年《自由時報》的訪問中，簡莉穎認為：「一個人要如何理解另一個人的痛苦？」是在梳理易卜生《群鬼》時，發現對臺灣社會一個很關鍵的提問，當時的她，受到作家林奕含事件影響，於是更動了《群鬼》中「兒子遺傳風流父親梅毒」的設定，將其改為不明說的精神疾病，她認為「疾病會帶有一種羞恥感，有時候是不能被討論的，在家庭裡都習慣替病人找個理由。」藉此讓一百年前的《群鬼》與現今的臺灣大眾生活有所呼應。

而導演許哲彬也認為「改編經典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貼近生活的原創劇本」，而在《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》，藉刻劃臺灣社會家庭中，家人與家人之間的相處模式，談我們的生活與父權結構。在《女人迷》訪問中許哲彬提到：「精神疾病和親密關係之間的相互影響，會是劇本直接碰觸的點，從這個觀點談論華人社會家庭觀，東方社會的家庭有許多習性，都是一種隱形的控制，這是值得檢視，對我而言很矛盾，但是相對有趣」。

我們也可以對自己提問，什麼是我們不敢談的事？在易卜生的年代，也許是宗教帶來的迷思、未知與性帶來的疾病，那之於我們的社會，有什麼是不可言說？有什麼是面對社會眼光而選擇隱瞞的？易卜生用他的前衛為世界投下一顆震撼彈，將那些在人性、日常中醜陋的鬼臉攤在眾人眼前，而今日的我們是否有勇氣去看，看那些在生活中深藏的恐懼，並且學會與這些瘡疤相處、說不敢說的話，如同時代經典之作，一點一點改變眾人的眼光、改變世界。